英國《泰晤士高等教育》（Times Higher Education）日前公布2015年全球聲譽最佳大學排行，前10名全由美英兩國的大學包辦，總計全球前100名，美國大學獨占43所，英國12所進榜居次，排名第3的德國有6所大學進入百大，亞洲以名列第12的東京大學排名最前，去年排名51到60區間的台灣大學，今年則跌到61到70名。
雖然亞洲其他國家僅中國學校排名提升，包括日韓港新的排名也不如往年，但台大排名下滑，還是引起國內許多討論，景象有如「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」（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，PISA）測試結果揭曉時，各界關心台灣中學生的世界排名一樣。
● 檢討5年500億？還是繼續加碼？
不少媒體評論直指，前揭調查結果反映了台灣大學的處境與問題，台大校長楊泮池呼籲，「政府投入頂尖大學計畫經費，不僅不應該減少，還要擴大且集中，預算分配必須有一些選擇和策略。」台大研發長李芳仁說，相對於日、韓、中國的重點學府，經費都是持續「加碼」，教育部卻刪減邁向頂尖大學計畫5年5百億經費，台大更是從每年31億元變成22億元。與台大、台師大合組「國立台灣大學聯盟」的台科大校長廖慶榮指出，「排名下滑已經不是台大的問題，而是國家的問題。」
台大校方的憂慮反映出教育界對提升國際排名的渴望，事實上，過去幾年想要提升競爭力與產質的，不僅是台灣的經濟部門，就連教育施政也要講究績效與競爭力，小至大學教師的升等計點、系所的評鑑，大到學校在各種國際評比的位置，整體社會瀰漫以績效、產值打量高等教育的氛圍。
在這樣的脈絡下，教育部自2006年起推動「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」（2006-2010）與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」（2011-2015），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建設「世界級頂尖大學」，對極度重視所謂國際排名的台灣來說，台大在國際評比中名次退步自然被視為「警訊」，這也是台大校長疾呼經費應「擴大且集中」的基礎。
應該問的是，就算這樣的調查如實反映了「世界百大」的國際聲望，又如何呢？能呈現出一國大學教育的總體素質與問題嗎？以前揭調查為例，全球只有21國、100個學校入榜，美英兩國即囊括55校，不少歐陸國家如義大利、奧地利、西班牙、捷克、挪威等國，甚至沒有任何學校進榜，難道其國的高等教育就無可觀嗎？英國入榜的校數是德國（6所）、法國（5所）的2倍，難道表示英國的高教品質與實力遠勝德法嗎？
台灣高等教育當然有其問題，但主要問題不會是台大在某一國際評比的排名下滑，為什麼國家願意投入大量經費成就一所學校進入「世界百大」，卻不願意正視台灣高等教育師生面臨的種種問題？比起台大一校的國際聲望，其他160所大學的師生處境難道不值得關注？
● 去公共化降低高教品質
自1970年代以來，台灣高等教育歷經兩個階段的擴充，70年代的高教擴充滿足了勞動市場的人力需求，至於1990年代的第二次擴充，則是對民間要求增加大學入學率的回應，過去20年，台灣的高等教育已經實現普及化，2013年，台灣的大專學生「粗在學率」高達85%，2012年，高教學生總數逾141萬人，超過國小在學學生。
然而，在高教擴充的同時，教育投資卻支撐不起普及化的高教路線，以下幾個統計數據清楚顯示，高教政策正逐漸去公共化，並已嚴重影響高教品質，這才是台灣高等教育真正的危機。
1.「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毛額比率」：從1993年的6.73%，下降至2013年的5.59%。（註1）
2.「平均每生使用高等教育經費」：2009年時台灣為5622美元，遠低於南韓（9513美元）、日本（15957美元）、美國（20901美元）、OECD平均（13728美元）。（註2）
3.「高教師資結構」：兼任教師由2003年35506人增至2013年45943人，成長將近3成，遠高於專任教師之增幅（5.4%）。（註3）
4.「大學生師比」（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人數）：從1993年的14.64人，增加至2013年的21.92人，不僅遠高於OECD平均數據，甚至也高於中國。（註4）
公共投資不足，使大學教師的勞動條件惡化，學生的學費負擔也日益沉重，扭曲的評鑑機制，讓許多高教工作者犧牲教學、疲於奔命，而獨厚少數大學的經費分配模式，更使台灣高教體系日漸M型化，國立頂尖大學與面臨少子化威脅的私校，恰成兩個世界。
● 正視高等教育的反重分配
除了經費不夠、分配不均，高等教育能否發揮促進階級流動的作用，則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。
有關教育與階級的關係，批判主義的教育觀認為，結構上教育很難消弭社會不平等，唯有確保教育的公共性，挹注更多教育資源給弱勢者，否則，教育難以改變「階級複製」現象，連再三強調不反資本主義，信仰市場力量與全球化的《二十一世紀資本論》作者皮凱提也說，只有增加教育投資才能讓社會流動，降低財富世襲。
真正的警訊毋寧是，台灣的高等教育是普及了，但政府統計數據與學者研究均顯示，窮人就讀大學的機會仍然小於富人，如果把高等教育依其社會評價與辦學品質區分成「國立大學」、「私立大學」、「專科學校」，學生的家庭背景與就讀的學校呈正相關，家長是專業人員背景的，也比體力勞動、農民家庭有更多的機會就讀公立大學與研究所。（張宜君、林宗弘，2013）
尤有甚者，私立大學的學費遠高於公立大學，政府對公校與私校的經費挹注則相反，質言之，扭曲的經費分配不但無法實現社會公平，反而使階級流動停滯，準此，加碼挹注台大，或許可以換得來年較高的「世界排名」，卻無法因此解決台灣高等教育面臨的總體問題。政府實不應任令高教「反重分配」持續惡化，必須提出具體措施以打破階級與升學選擇的連結，讓教育有機會發揮促進階級流動、實現社會公平的作用。
台灣的高等教育究竟何去何從？是要繼續目前去公共化的政策走向？或是增加公共投資並且調整分配方式，徹底走出強調排名與績效的迷思？與其將目光聚焦台大的名次升降，教育部必須回到人間，嚴肅面對台灣高教真正的危機：去公共化與反重分配現象。
註1：中華民國教育統計，民國103年版
註2：2012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（OECD）各國教育概觀（Education at a Glance ,OECD Indicators 2012）
註3、註4：中華民國教育統計，民國103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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