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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Shiller指出：「投資人做成投資決策時的情緒狀態，是造成市場多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。」可見資本市場的價格及交易穩定性，深受投資人情緒影響。

在「租稅正義」的良善立意下，由財政部草擬，立法院於101年7月通過相關法案，開徵證所稅。財政部開徵時推出了兩階段辦法：在第一階段（102至103年）採「設算所得」與「核實課稅」雙軌制，其中，「設算所得」是以大盤指數超過8,500點為起徵點，而「核實課稅」則是針對特定四類投資人進行課稅；第二階段（104年之後）則是對特定五類投資人全面實施「核實課稅」。

102年4月，由於證所稅設計不嚴謹，造成投資人的恐慌心態，使得股市成交量顯著萎縮，證券交易稅短收，且國內資金大量外流，監察院於是發文糾正行政院與財政部。嗣後立法院通過證所稅修正法案，取消了8,500點的條件式課徵規定，改採對特定四類投資人採核實課稅。且於104年起，就股票出售超過10億元之金額部分，另行設算課徵0.1%所得稅，或核實課稅（俗稱大戶條款）。

如前所述，投資人情緒一直是影響資本市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。日前由於大戶條款實施在即，市場不安情緒再度升高。但財政部指出，證所稅及大戶條款並不是造成股市成交量與市值萎縮的主要因素，因為：「大戶條款還未實施，根本連一滴血都沒抽到，不過是一個針筒而已，市場是得了白袍症。」然而白袍症的存在，正顯示投資人的預期心理，是影響資本市場的重要因素。

證所稅的不確定性，讓投資人對於市場未來的變化存有疑慮，也間接造成我國資本市場的成交金額在開徵證所後顯著下降。自民國96年起至101年間，台股交易量的日均值為1,360億元，在立院宣讀開徵證稅後至今，日均值降至980億元，萎縮近三成。

另外，證所稅法的不確定性也對資金需求者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擊，自民國102年證所稅開徵後，102年和103年（第3季止）的興櫃登錄家數顯著下降，這將對我國未來IPO市場造成影響。

由此可推論，證所稅帶來的不確定性，對我國以散戶為主的資本市場造成的衝擊極為顯著。台灣證券市場中，自然人所占的比重為六成，是以小散戶為主的市場。自然人和散戶的交易行為，尤其容易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。

在「租稅正義」的架構下，財政部無非希望透過證所稅的開徵而有更多的稅收。然而，證所稅造成市場投資人的退縮，稅收不增反減。以民國96年到100年的平均年證券交易稅1,048億元為基準，101年證交稅短收332億元，102年則短收了338億元。而102年度個人證所稅才入帳24億元。

台灣的資本市場還面臨鄰近國家的強烈競爭。與鄰近國家相比，台灣股市千分之三的證交稅已相對較高。新加坡、香港和中國大陸沒有徵收證交稅與證所稅，只有課徵印花稅，且稅率在千分之二以下。台灣的證交稅明顯較高，且只對賣方課徵，其實已隱含了證所稅。財政部開徵證所稅並沒有配套調降證交稅，造成投資人的稅負上升，直接影響資本市場的國際競爭力。

租稅正義是我們應該共同努力的目標，然而穩定的資本市場發展更是台灣人民所樂見。政府追求租稅正義時，仍應審慎考慮台灣資本市場特殊的投資人結構所造成的情緒效果，證所稅的稽徵成本與效益，以及台灣市場與鄰近國家地區市場的比較優勢等問題。

（作者是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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