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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南方朔
許多人都看過阿湯哥主演的那部電影《軍官與魔鬼》，這部影片很值得台灣思考。
電影的本事是在說，美國關達那摩基地的惡劣指揮官，他是個法西斯式的魔鬼人物，唆使手下凌虐一名小兵，之後小兵突然死亡。此案上了軍事法庭，教訓過小兵的涉嫌士兵幹部被起訴。阿湯哥就是演那個幫被告士兵幹部辯護的軍中服役律師。
《軍官與魔鬼》啟示錄
這起命案發生後，指揮官運用他的權力，湮滅人證物證，並炮製出了一堆假證據。而美國的軍中和所有國家相同，軍事檢察官當然官官相護，指揮官怎麼說，他們就照單全收。因此衡諸常理，那兩個被起訴的士兵幹部是當定代罪羔羊了。阿湯哥這個軍中律師似乎也沒有什麼戲可唱，這起案子已被軍中的體制及文化所限定住了。
但阿湯哥這個律師來自民間，他對軍中那一套不太信邪。在辯護蒐證採證過程中，他發現了很多疑點，合理的推測指揮官的下令唆使乃是要點，那兩個被起訴的士兵幹部只是代罪羔羊。問題是，在法庭斯斯文文的攻防中，指揮官總是有辦法將自己的責任撇清，他這個軍中律師完全無計可施。尤其是軍中檢察官也站在指揮官這一邊，幫忙撇清責任，這場法庭鬥爭阿湯哥似乎已必敗。
最後電影出現了高潮。阿湯哥這個軍中律師面對法庭攻防必敗、真相注定永遠不彰這個可能的結果，他只好做出豪賭。他冒著藐視法庭以及侮辱長官的風險，在最後關頭，以咄咄逼人的態度向指揮官質問：「是不是你下令？」這樣極不禮貌、具侮辱性的問題，使得指揮官在盛怒之下，「是我下的令」這句話遂脫口而出。
由於有了這句話，全案遂真相大白，指揮官當庭被收押，而兩個代罪羔羊的士兵幹部也被開除軍籍，勒令退伍並當庭釋放。
追求公平正義需要體制外良知
《軍官與魔鬼》這部電影，早年我看了後，實在很有感觸，最近愈想更深。
美國的部隊和所有國家相同，都是個大黑箱。長官高高在上，軍中檢察官不可能去辦長官，軍中律師也不敢忤逆長官，部隊所有知情的士官兵都噤聲。這是部隊權力關係的本質，湮滅真相，一切都會自動的套好招，所謂的法庭不過是這種權力關係的反映，一場法庭秀而已。
公平正義的問題和結構，以及該結構所形成的習慣與文化密切相關。部隊的權力關係造成了官官相護的文化，軍事檢察官不會起訴長官，只會配合去演法律秀。只有出現了像阿湯哥飾演的菜鳥軍中律師這種體制外的角色，由於他沒有被體制化，所以才可能基於素樸的良知去查案、辦案和辯護。但因為體制太強，他幾乎失敗，最後是自己冒著很大的風險，才將指揮官逼得氣怒攻心，說出了實話。
因此已可看出追求公平正義的艱難，沒有極高的道德勇氣、沒有極強的法庭鬥爭技巧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洪案輕判，軍中惡習不會改變
我之所以特別提出《軍官與魔鬼》這部電影，主要是要藉著這部片，來看洪仲丘案的問題。
自從洪仲丘案發生迄今，已過了九個月。表面上是軍審體制有了改變，但這種改變只是表面一點點而已，軍中根深柢固的部分完全沒有碰觸到。軍中檢察官過分的體制化，他們只會幫忙切割案情，只會官官相護，應該釐清的案情他們不會去釐清，應該追究的部分他們不會去追究。
當軍檢已被體制化，他們即決定了洪仲丘案會怎麼審、會怎麼判，因此出現了曹金生「完全沒有畫面」的跳針言論。雖然《軍審法》修法後，洪案等案移交一般司法體系，但是台灣整個司法審判，本質上也受到權力關係所左右，法官已不可能改變論罪的條文，只會跟著別人的起訴書跑法律流程，現在洪仲丘案會出現那樣的判決，實在不必驚訝。桃園地院只是在演一場別人教他去演的法律判案秀而已！
權力關係會決定制度，以及制度的運作。因此任何真正的改革，一定要落實到權力關係的改變及權力關係所造成的運作習慣的改變。如果這些部分沒有改變，那麼所謂的改革不過是障眼法，換了湯卻沒有換藥。洪仲丘案搞了九個月，最後出現那麼奇怪的判決，軍中官官相護、藏汙納垢的本質完全不會有任何改變。這時候我就想起《軍官與魔鬼》這部電影。台灣部隊中的魔鬼最近一定高杯慶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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